根据故宫博物院统计，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单是我国故宫流失的文物国宝就高达三十万件。
一、青铜器：
二、青铜器：摇钱树
三、木刻版画：《金刚经》刻本
四、书法：定武兰亭序（吴炳本）
六、绘画：《潇湘卧游图》
七、中国佛像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摇钱树
《金刚经》刻本
文物特征
190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为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版画。
1900年，发现了唐懿宗咸通九年王玠为双亲祈福所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刻经由7个印张粘连在一起，每张纸长76.3厘米，阔30.5厘米，全长约533厘米。卷首一页印的是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长者须菩提说法，其余6页是《金刚经》全文。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年月题记一行。全卷完整无缺。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这部佛经卷首的说法图也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有纪年的版画。这件印刷品的时代，早于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印刷品的德国木板画像《圣克利斯道夫》(1423)约500多年，因而被人们誉为“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的冠冕”。
引首所印佛画高24.4厘米，宽28厘米，内容系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长老须菩提说法场面。画面正中为释迦牟尼趺坐于莲台上，两旁排列菩萨、弟子及金刚部众，二狮子分卧佛座两侧。座前有须菩提合掌顶礼，状极虔诚，空中飞天盘旋，气氛隆重。布局饱满严谨，线纹细密流畅，墨色均匀，刀法熟练，不同人物情态以及缛丽的幡帐、花砖均能准确无误地刻出，显示出雕版印刷的技法已相当成熟，足证版画在此以前已有相当时间的发展过程。
馆藏地点：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
部分
此卷曾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明确刊刻日期的印刷品。此后虽有刻印年代稍早的韩国庆州武则天时代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日本奈良的《陀罗尼经》等印刷佛经被发现，然简陋粗疏，且残缺不全，而咸通印本《金刚经》大致完好无缺，且刻印精细，远胜此二者，被誉为“雕版印刷第一神品”。
定武兰亭序（吴炳本）
文物特征
《定武兰亭序》为《兰亭序》帖石刻名。
唐太宗喜晋王羲之父子书法，得《兰亭序》真迹，命人临拓，刻于学士院。五代梁时移置汴都，后经战乱而遗失，北宋庆历间发现，置于定州州治。大观中，徽宗命取其石，置于宣和殿。北宋亡，石亦散失不传。定州在宋时属
定武军，故称此石刻及其拓本为“定武兰亭”或“定武石刻”。其拓本简称“定本”
馆藏地点：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
柯九思本《定武兰亭序》
馆藏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
《定武兰亭》有 3个著名的原石拓本。一是元吴炳藏本，册首有清代王文治署《宋拓定武禊帖》，是“湍、流、带、左、右”5 字未损本。二是元朝柯九思旧藏本。清王文治题《定武兰亭真本》，为 5字已损本，现藏台北故宫。三是元代独孤长老藏本，也是 5字已损本，有元代赵孟頫题跋为，“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最善”，后遭火灾，唯存三小片，传已流落日本。
《定武兰亭》独孤本残本（选页）
馆藏地点：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
日本多次举办“书圣王羲之书法展”。
《潇湘卧游图》
文物特征
《潇湘卧游图》是南宋时期李姓画家为隐居禅僧云谷圆照而作的纸本墨笔山水画，属于国宝级别的文物。《潇湘卧游图》该画中主要描绘了当时的潇湘奇景。作者以轻灵、淡雅的水墨风格在纸上作画，使用了将画面大片留白的画法。
《潇湘卧游图》为纸本墨笔，纵30.2厘米，横399.4厘米，意境开阔，大开大阖，随着观者视觉的移动，描绘了潇湘美景。卷首有乾隆皇帝御题“气吞云梦”四字。乾隆帝又于卷中两处分别题有一跋一诗，题咏不足，又在卷尾画了一丛竹子并有款识。卷后有同时代题跋五纸九人
潇湘是一个合称，具体指发源于中国湖南宁乡的潇水和发自广西兴安的湘水（或湘江）经衡阳、湘潭等地汇入洞庭湖流域，这里烟雨蒙蒙，景色轻灵别致，不异于人间仙境。唐宋的诗人骚客无不以造访此奇景，吟诗以赞人生幸事，文人画家也纷纷着墨渲染。一位早年云游四方的禅僧云谷圆照晚来久居吴兴，以未见潇湘奇景为憾，遂求各路名家为其画“潇湘图”以补此缺。其中仅有一幅画由“舒城李氏”所作的潇湘画作流传至今，即为《潇湘卧游图》
《潇湘卧游图》卷为现存中国宋代水墨山水画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全卷以淡墨为主调。过去曾传为北宋文人画家李公麟的作品，藏于清宫深受重视。不过近年研究得知为与李公麟同乡的李姓画家所作。本作是为了禅僧云谷禅师而绘制，云谷禅师遍游各地却遗憾未能造访潇湘。
馆藏地点：东京国立博物馆
中国佛像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的一层，陈列的基本都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品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佛造像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技艺与精神信仰的高度融合。伴随着佛教传播，在华夏文明的浸润下，中国佛造像逐渐发展成为包含中国文化艺术内涵，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的艺术瑰宝。从文明交流史上看，在佛教东渐二千年的历程中，佛像是文明交流的有力物证，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内涵，彰显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
以下列出几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
东魏《如来三尊立像》，高126.0cm
此像为石灰岩这一材料雕刻而成的一光三尊形式的遗例。佛像各部分的造型沿袭了北魏之风，但似乎三尊像的衣纹及装饰物、刻有飞天、龙、树木、山岳、火焰等的背光图案整合并简化了北魏时期的造型。另一方面，三尊的五官棱角分明、上臂及腹部依稀可见略显圆润的肉身造型等，都可以窥出佛像新样式的萌芽。可以说此像是反映传统与进取的风气交织的东魏文化状况的一个方面的作品。
背光及底座的各面，刻有多达75人的造像发愿者之名，可知此像由众多僧俗合力造立而成。
底座正面的地方原本为记载造像祈愿文的地方，但本像除了划线之外，并未刻有任何文字。此外，与该空白部分正好相反，发愿者名字中，亦有勉强于空白处刻下名字的情况。除本像外，还有其他多个相同的遗例，从这个视角来看，可以认为此类佛像是预先制作好的，在接受到订货后，再刻上任意的铭文，使之完成的。也许当时存在以造像为生计之人，满足着各种需求。
另外，三尊像的鼻子及背光的前端部均为后补。
隋代 《势至菩萨立像》铜造镀金，总高36.0 像高17.1
由于佛像的宝冠正面附有净瓶标识，可知其为阿弥陀如来佛右侍从势至菩萨像。该像配以大型宝珠形头光，左手握持物，右手挽天衣直立。细长柔软的身体、显示出清晰表情的小型头部、整体强调正面印象，乍一看来缺乏抑扬的身姿中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存在感。本像最具特征之处在于像周围的装饰性。使用錾子精心雕刻的华丽宝冠、前端自由翻转的垂发、因重量而适度弯曲的豪华璎珞及胸饰、或者流畅的冠饰、左右垂下的天衣衣缘也如被拧住似翻转过来，这些都被华丽地表现出来，却并不显得繁杂，显示出作者张弛有度的匠心。唐草纹样配化佛及花形图案的背光具有丰富的立体感，提高了佛像的装饰性，说明此背光当初就附于本像上。遗憾的是底座的下半部分已经遗失，现在的为后补替换上去的，但可以想像其应与背光相同，均附带具有丰富装饰性的图案。此尊佛像明显地表现出中国隋代雕刻样式的特征，因此是古代小型镀金铜佛像中备受关注的作品。
由于本像曾置于土中，故沾有锈迹及污秽，但大体上整体保留有鲜艳的镀金。现在其中的中尊像已经遗失，与本像成对的观音菩萨像为日本MOA美术馆所收藏，可以想见制作当时是精美绝伦的三尊像组合。
隋代观音菩萨立像
此为高达2.5m有余的大型菩萨像。由于头上有阿弥陀如来的化佛（即菩萨的化身），故知其为观音菩萨。菩萨像身体扁平，以浅浮雕形式表现出衣物及装饰。菩萨像底座有铭文，所记如下内容：隋代开皇5年（585年），崇光寺（废弃）内所造的大佛及二尊菩萨像经长年累月产生了裂纹，故于唐上元元年（674年）颁布诏书，复兴崇光寺，于垂拱元年（685年）进行了修缮。也就是说，本像为三尊像中的左右侍从之一。以观音为左右侍从的是阿弥陀如来，但事实上其中的中尊像为英国大英博物馆所收藏。中尊像高近6m，与本像相同，也为白大理石制，作品风格亦同。根据中尊像的铭文，可知三尊像由“韩”姓一族为主的100多名发愿者结缘而造。
一尊高达6米的隋代开皇年间阿弥陀佛白色大理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楼梯空隙之问，它绝对是这座博物馆中最大最雄伟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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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十一面观音龛
石灰岩 整体高度108.5cm 整体宽幅29.8 整体纵深13.8 像高85.8
宝庆寺石佛群原本安放在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则天武皇后)于长安城内所建的光宅寺七宝台。现存于世的佛龛共计有2种, 除了类似本藏品的十一面观音立像佛龛之外，另有以阿弥陀如来、弥勒如来、结降魔印如来等为中尊的三尊样式的佛龛，这2种佛龛现存共计30余件，其中有七件十一面观音像，分别保存在美日多家博物馆内。因有作品上标有长安3、4年(703、704年)的年代纪铭，一般认为此作也为该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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