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明朝——在古代生活一天，是什么体验？

在古时候，明代处于一个转变的社会中，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带动民间社会生活文化丰富多彩，在服饰、饮食、居住、行旅交通、冠婚丧祭、信仰、节假日、休闲娱乐、社交礼仪等诸多方面，生活在明朝与生活在前一时代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么古人在明朝生活的一天，与今日相比又是怎样的体验？

市井小民

《红楼梦》描绘的是贵族社会家庭从繁荣史到衰落史，明代对古代生活描绘细致的《金某梅》，则多着笔于市井小民阶层，这是古代小说中极为有趣的视角。在明代科举社会之下，地位上升意味着勤奋努力节俭，读书取士；地位下降则多败于骄奢淫逸，浪费不赀。

不过在明人看来，若人人追求自己的体面，其结果却是社会发展停滞废弛——朝堂上下吏不惮上官新进不尊前辈，家中子妇蔑视老长，这也是是晚明的世道；而“上下有章，等威有辨”则是明代治世之象，大明国“卫所制”正是名将治世所现，俞大遒袭泉州卫百户，戚继光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李成梁、李如松袭铁岭卫指挥佥事。

除了名将外，军户家中还有一些庶出的舍人，这些人不需要承担卫所的义务可以考取功名，高拱、张居正、沈鲤、叶向高、方从哲均是军籍，但明代户籍制中，也只有卫所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大诰》记载邻里之间要互相知丁，互知务业，明初市井小民可以说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无法流动。（大明王朝——明帝国的财政与卫所制）

士人游寓

王阳明认为“人人兼可成圣人”，15岁时偷偷跑出到居庸关外骑射呵退蒙人，头两次科举名落孙山，做官后又被贬谪，逆境中王阳明做出了让大家疑惑的龙场悟道，这就涉及到士人游寓，明中期社会各阶层出现了人口频繁流动现象，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游寓，读书士人有志四方，不想被里巷所羁，不局限于读书，于是游寓他乡，既能欣赏天下风景开拓胸襟触目寄怀，也可结交朋友绝尘远俗。

徐霞客也是凭借假冒士人搞关系获得路引游寓天下，不过游寓还有一层更潜的规则，即科举中的“冒籍”问题。士子需要回原籍参加府试县试乡试，而一些“商籍”客居他地参加科举，一般来说冒籍是明令禁止的。不过在嘉靖年间，浙江会稽章礼参加顺天府试摘得解元，众人指责他冒籍，嘉靖这位少有的聪明人却回答，“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

但明初时，农民无法像士人一样游寓。明中期情况发生改变，华亭士人何良俊描绘正德嘉靖之际的人口流动时说，“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即从田地分离出去的劳动力都流向了乡官家人，相比于以前已经超过了十倍，另一部分则去服役和经商，最后一部分则流为“游手”，以至于何良俊痛陈，“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

客籍他乡

由此可见，相比于明初，明中期礼法与等级崩坏，社会游民大增，进一步加速社会流动，卫所军户寄籍，士人游寓，商人冒籍，有技艺的工匠手艺人多在外工作，凭借手艺养家糊口；此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太祖定鼎以后，效仿高祖刘邦迁徙民众，在元时期南京已经是“民无土著”，朱元璋“徙四方巨族实之”，到了朱棣迁北京也有相同的移籍事例。

这是明初，很多客籍也成为一大特色的社会流动，许多人科举出仕离开本籍，在外地寄寓或占籍，也就成了当地的“乡贤”，一些江南人多的卫所在外地寄寓，比如云南的平溪卫，因为多为江南人，当地百姓开始“家弦户诵”，大家都开始崇尚江南文化习俗，像边疆宁夏，军卫开垦、人口流徙，富饶甲于西北，甚至有了“小江南”之称。

另一部分寄寓占籍的则是遭到贬谪之人，明初洪武年间，遭到罢官贬谪之人下场很惨，稍有不慎轻则充军，重则刑戮；明中期开始朝堂逐渐变得宽大，哪怕是秀才做官被贬谪，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也是分毫不差；但到了晚明时期，哪怕是罪孽深重的人，吃穿用度依旧不俗，以至于有种说法流传，即国无负士大夫，但士大夫负国甚多。

服饰

明代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明朝的仕宦阶层中萌生出一种“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的想法，因为即使罢官甚至流窜贬谪依然可以是人上人，安居高卧丰衣美食，享受山林之乐。用明僧人说法是，洪武年间仕宦是“还债的”，辛辛苦苦读书，结果到头来出仕后无论出多少力，只要是小过就会受到惩罚；而明代中后期仕宦是找别人“讨债的”，哪怕是客籍他乡依然可以过滋滋润润的游寓生活，显露出晚明时期法网之宽。

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明人服饰上考证，古代尤其重视礼教中的官民服式，明初穿着黄色衣服出门就是大僭，朱元璋规定士子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全身绝不得穿玄黄色，他籍也各有各的规定；明代中期以后，万历自己经常赐给一些大臣蟒衣，这明显不符合规定。不过生活在同时期的明人姚旅认为，太平治世国家昌盛，大多会“人心宏拓，眼界阔大”，不去计较这些繁礼。

这样的想法可以对应到明初的宋濂，对各种学说兼容并包的胸怀。太祖朱元璋制定礼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并且定下祖训世代继承，后世则也有“因时制宜”的变通，比如嘉靖从藩王进入大殿身份转变，以及父亲入太庙的“大礼议”事件（详见：万历十五年——高育良最爱的“历史书”讲了什么？），随着时代变化，民间生活的“礼”也随着“时”发生改变。

民间风俗

明初时期，许多风俗依然继承了宋制，但也有一些差异，以社交礼仪为例，明与宋以及宋以前存在很大的差别；宋代以叉手正立表示尊敬，当时流传下来的画作也多印证了这一点，到了明代则是“軃袖撒手”以示敬畏，即将衣袖放下手垂立；公庭之上，卒伍均是横放梃杖待命，只有对待那些不听话的犯人才直杖威吓，到了明代卒伍直杖则表示一种尊敬的态度，并无他意。

在明朝人看来，明初盛世大家生活行为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即“道德一，风俗同”；到了明代中期后，则慢慢呈现“衰世”，即人们开始同流合污、败常乱俗、邪说破道，继续以士大夫为例，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不追求田产财富的积累，显赫之人甚至家如寒门，比如周佩、周舆父子中进士任翰林编修官至郎中，但家里依然和寒士没有太大差别，许多人致仕回家后与秀才生活无异。

到了正德年间，士大夫竞相营产谋利，一旦中了进士，门庭商人奔走皆为言利之徒，比如一些人会主动向新科进士借款，并且许诺高息，恰似范进中举前后的对比。这一点在南京尤甚，正德嘉靖以前，缙绅以文章、气节为重，读书人多教授学生为己任，商人有钱但不穿丝织品衣服，《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平日里穿布衣吃粗粮，符合明制商人不穿纻罗绸缎。正德嘉靖以后，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淫于声利伎乐，读书人爱娼优，耽于读博，所以沈一石花20万买芸娘色诱高翰文，服饰上也多突破，商、军几乎可以与士大夫抗衡。

时尚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一旦形成潮流，则会引动其他人效仿。根据记载，在嘉靖、隆庆年间，南京妇女衣饰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则是两三年一变，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铀之样式，漂染之颜色，以及鬓发之饰，履綦之工，都有了新变化。这种风气读书人也为止效仿，宋人崇尚苏轼，由于明初与宋间隔时间并不算长，很多苏轼的器物流传。

以至于明朝有许多以苏东坡命名的东西，比如东坡椅、东坡肉，有了苏轼之名，这些器物受时人追捧。也有很多传播的诗词歌谣，比如张居正死后不久，就有人把张居正的公事私事编成戏文，以至于传到宫内，这事还影响了小万历对太岳的一些看法，可见一些流行的传闻还是有影响力的。

除了时尚外，历法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大明王朝1566》开局就是以周云逸钦天监事件为引子，日历由钦天监监造，观察天象、编制节气、推算历法，指导农民耕种。不过古代有吉日，且更看重吉时良辰，时钟方面流行打更，但万历中期耶稣会士带来西方的计时制度，利玛窦引入自鸣钟，时刻更准，明人其实已经与西方有所交流，利玛窦还与徐光启等人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制作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等。

总而言之，明代古人生活一直是现代历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生活往往与观念密切相关，了解明人各个阶层的生活也能更好地理解明朝，历史不仅仅在朝堂之上，也发生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上的历史案例多出自《南明史》作者顾诚的学生陈宝良之手，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梦回明朝了解更为真实的明朝，去看看这个非常具有‘活力’与‘多样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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